大卡车装的大卷纸 有关邮票的逸事

光复纪念邮票轶事文章来源：收藏百科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政府交通部立即提议印行新邮票。191-2年，孙中山在百忙中召集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新邮票的设计和发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当时交通部秘书程消、邮电司司长陈廷骥、邮电司科长唐文启等人。这次会义决定发行纪念邮票和普通邮票两种。邮票图案上汉文与法文并用，拟用总统像与飞船两种。会义要点均记录于孙中山的日记册内，记录如下：“图中法文‘Republigue Chinose’及汉文‘中华民国元年’、特别用总统像光复纪念(按：特别系指纪念邮票)，平常用飞船(按：平常即指普通邮票，飞船即飞机，因为那时尚无飞机这个名称)”等字。以上均为孙中山先生手迹。

还写有“印一月”、“三倍之多”、“半分、一分、五分等孰多孰少请在邮局调查”等字，为程消手笔。其意思推测“印一月”是说邮票图案上印“1912年1月”；“三倍之多”是说“普通邮票与纪念邮票之比应三比—”；“半分、—分、五分”等系指邮票面值数，“孰多熟少”是指印制数量。唐文启写：“用中文在上法文在下”、“—二分绿色、四分大概红色”。意思是说，邮票图案上汉文在法文之上，邮票面值2分者印绿色，4分者印红色。这是当时万国邮联的规定，国内平信为绿色。

在这页日记的背面，是参加议人员的签名，陈廷骥、唐文启及一位署名“天其”的都签了姓名，程消只写了“氵”，未签完，孙中山先生则未签字，可以想象出这次会议是仓促间召开的。会议以后，交通部邮电司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从速拟制新邮票图样，分“纪念邮票”与“普通邮票”两种，纪念邮票图案为孙中山先生侧面像，普通邮票图案为一架飞船。但是，这次由孙中山先生主持设计的邮票没有来得及正式印制发行，袁世凯便篡夺了大总统的职务，这些邮票只留下了珍贵的试印样票。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有人主张邮票的图案应采用袁氏头像，南方国会议则认为应采用孙中山肖像，几经争议，改为同时发行两套纪念邮票，“光复”纪念邮票印孙中山像，“共和”纪念邮票印袁世凯像。 1912年12月，北京邮政总局发布通告：

“光复成功，共和建立，膺此非常之际，允宜垂纪，以胪欢爰。由政府特发两项邮票，以昭纪念，其—光复纪念邮票，前临时大总统孙文肖像在焉；一为共和纪念邮票，临时大总统袁公像在焉。凡此两版其数目种类俱同，其种类区分为1-分、2分、3分、5分、8分、l角、l角6分、2角、5角、l元、2元、5元，计十二类。两版同时由各邮政局颂给各等邮政处厅，发售截至中华民国二年(即1913年)四月卅日，未经售尽之票一律撤回销毁，无论有何情形概不增印。即是一逾七月卅一日，纪念邮票即无从购取，票出无多，仍与现用加印之寻常邮票相辅而行。预计民国本年岁杪之前即可分派各局出售，先此通布周知，此告。”光复纪念邮票系由北京财政部印刷局(即位于白纸坊的现北京人民印刷厂)凹版印制。图案中间为孙中山先生像，两旁衬以稻穗，图幅30X23(毫米)，齿孔14专度，全张横10枚直10枚。全套12枚：1分(橙黄色)、2分(黄绿色)、3分(蓝绿色)、5分(玫紫色)、8分(深棕色)、1角(蓝色)、l角6分(青绿色)、2角(深红色)、5角(深绿色)、1元(红色)、2元(浅棕色)、5元(灰黑色)。

印制数量：1分、2分、5分及l角票各30万枚，3分票200万枚，8分票25万枚，1角6分票10万枚，2角票15万枚，5角、l元、2元及5元票各5万枚。未见变体邮票出现。已售出的光复纪念邮票使用至1920年10月1日。

1913年7月底以前各地邮政管理局收交的光复纪念邮票陆续送回北京邮政总局的上海库房，即原海关造册处库房。1917年6月中旬一天，来了三辆大卡车，由军警监督着十几个脚夫，从邮政总局库房里搬出一麻袋一麻袋的曾经使用的邮票，装满卡车后，向当时斐伦路驶去。在这些邮票之中传说有大龙、小龙、万寿、红印花及其加盖改作邮票，估计也有加盖小字“当壹圆”邮票，但是为数量最多的还是光复与共和两种纪念邮票，数百张卷成一大卷，外面再用铁丝捆牢，估计占被焚毁邮票的一半以上。此外，还有一些贴有红印花加盖“当伍圆”邮票的汇兑存根。因为当时邮局收取汇款，手续费是折成邮票贴在汇票上，并不收现金，而取汇款人在取钱时，汇票便交回邮局，所以“当伍圆”邮票实用于信件上者极少，也是目前“当伍圆”邮票旧票少于未使用者缘由。据说烧邮票的炉子并不很大，三卡车的邮票是分十余次才烧完的。焚烧时，将邮票从袋子里取出来，浇上煤油去烧。周而复始，直到傍晚才算完毕。第二天，四位现场监督，在整理残烬时，发现怪事，纸被烧后成为纸灰，被风一吹便飞起来，但是其中有一团团乌黑的东西，风只将它边缘上的灰吹跑，本身却文丝不动。经过查看，原来是光复和共和纪念邮票未烧之前卷得太厚，外面又用铁丝捆得过紧，邮票背胶本来刷得较厚，遇热溶化，粘成一片，造成空气不流通，中间部分火就烧不着，因此留下一卷一卷的光复与共和纪念邮票，真是劫后余生。未烧毁的邮票数量还很惊人。在场的外国人便将其平分，大概不少都带到国外去了。二十世纪初，中国集邮尚处萌芽阶段，上海邮商为数甚少，当是邮商诸葛杰在发现未烧完邮票的次日傍晚，便有人持光复纪念邮票面值5元全张愿按九五折出售，那时光复纪念邮票的市价已在票面一倍以上。而诸葛杰的存货中只有光复纪念邮票5角面值以下者，独缺“元”面值票，此君求售品只有面值5元一种，因此表示可收可不收。几经交涉，在应付款项中，又少付50元，约明日再来取。售者已得善价，不再计较此数。翌日，又有人持共和纪念邮票面值5元者求售，接连不断有光复和共和两种纪念邮票兀面值者出售，诸葛杰君大为惊异。后来经过了解，在四川路上每枚在值5元的光复或共和纪念邮票只能卖5角。“绍昌”是辛亥革命以后，上海四川路上唯一的一家邮票店，专门收买邮票。就在焚烧邮票的第二天下午，便有人拿一大卷邮票去卖，有的尚有焦痕。经店主清点，共有光复纪念邮票36全张，共和纪念邮票108全张，各种面值邮票都有，尤其是共和纪念邮票5兀者就有72个全张，这笔数目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绍昌的店主在昨天焚烧邮票时也曾去观看，深知此票来历，便以光复共和两种邮票均已停用，拒绝收购。而卖主知道那时除了绍昌以外，上海也找不到第二个买主，于是只好央求绍昌留下，经过讨论还价，最后以每斤2元的代从，连同部分烧焦者全部卖给了绍昌。这批东西质续流入邮市，共和纪念邮票面值5元者一度曾跌到每枚5角，还无人过问。其实当时光复、共和纪念邮票并未停止使用，只是面值5元的邮票，在那时使用范围太小了。一封平信不过几分钱，保险挂号信也不过l元，这是那时的最高邮资。面值5元邮票汇票上固然可以派用场，但是用于汇票上的邮票，全部是由邮局代购代贴，绝没有自己拿邮票去贴的。这种高面值邮票，在中国销路是极为有限的，因此陆续流落于国外去了。这种情形，一直到1927年，邮政当局觉得这个问题迟早总得解决，于是公布，凡辛亥革命以来，民间所存高面值邮票，可到邮局换取等值低面值邮票，限期一个月。在那时电报和航空尚未广泛使月，已到国外的光复与共和纪念邮票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回国。在此—个月期间，很多持有人前往邮局兑换，到了月底，大约收回了流落出去的一半左右。为了彻底完成这件事，又延长一个月，但是只可以兑换面值5元的邮票。这样就差不多把流失在市面上的高面值邮票都换回去了。这次收回的邮票是按枚贴在纸上，100枚为一大张，共计收回了大约40余大张，然后全部焚毁。1927年时，光复与共和两种纪念邮票早已不能使用，那时集邮活动又极不开展，故有留存者趁此机会，也将大面值邮票去邮局兑换成能用邮票，造成后来集邮界里光复与共和两种纪念邮票比较少见，其中光复纪念邮票面值2元者最为罕见，目前一枚未使用的新票在邮市上大约在1300元左右。(《中国邮票全集·清代卷民国卷价目表》)，全套12枚仅为2500元，这一枚面值2元的邮票，占了几乎一半的标价，由此可见一定是相当稀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