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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其父李言闻世当地名医。李时珍继承家学，尤其重视本草，并富有实践精神，肯于向劳动人民群众学习。李时珍三十八岁时，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李时珍再此只任职了一年，便辞职回乡。李时珍曾参考历代有关医药及其学术书籍八百余种，结合自身经验和调查研究，历时二十七年编成《本草纲目》一书，是我国明以前药物学的总结性巨著。在国内外均有很高的评价，已有几种文字的译本或节译本。另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等书。

李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李言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空洞乏味的八股文不屑于学。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的九年中，其三次到武昌考举人均名落孙山。于是，他放弃了科举做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求说并表明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了一名很有名望的医生。

《本草纲目》共五十二卷，分十六部、六十类。经二十七年（1578年）著成。共收载历代诸家本草所载药物一千八百九十二种,其中植物药1094种。矿物、动物及其他药798种，有374种为李氏所新增。每种药首先以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其次是集解、辨疑、正误，详述产状；再次是气味、主治、附方，说明体用。内容极其丰富，是我国药物学的宝贵遗产，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本草纲目》的故事于行医的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其中的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从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此事，为了“穷搜博采”，李时珍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还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及敦煌的经史巨作连数位前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

他还从中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而这些诗句也确实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的混杂，使药物的形状和生长的情况十分的不明。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像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像萆薢，有的说它像拔葜，有的又说它像贯众，说法极不一致。类似此情况很多，李时珍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搁下笔来。这些难题该怎样解决呢？

在他父亲的启示下，李时珍认识到，“读万卷书”固然需要，但“行万里路”更不可少。于是，他既“搜罗百氏”，又“采访四方”，深入实际进行调查。李时珍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名医宿儒，搜求民间验方，观察和收集药物标本。

他首先在家乡蕲州一带采访。后来，他多次出外采访。除湖广外，还到过江西、江苏、安徽好多地方。均州的太和山也到过。盛产药材的江西庐山和南京的摄山、茅山、牛首山，估计也有他的足迹。后人为此写了“远穷僻壤之产，险探麓之华”的诗句，反映他远途跋涉，四方采访的生活。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地向各式各样的人物请求。其中有采药的，有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打猎的。热情地帮助他了解各种各样的药物。比如芸苔，是治病常用的药。但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农本草经》说不明白，各家注释也搞不清楚。李时珍问一个种菜的老人，在他指点下，又察了实物，才知道芸苔，实际上就是油菜。这种植物，头一年下种，第二年开花，种子可以榨油，于是，这种药物，便在他的《本草纲目》中一清二楚地注解出来了。

不论是在四处采访中，还是在自己的药圃里，李时珍都非常注意观察药物的形态和生长情况。

蕲蛇，即蕲州产的白花蛇。这种药有医治风痹、惊搐、癣癞等功用。李时珍早就研究它。但开始，只从蛇贩子那里观察。内行人提醒他，那是从江南兴国州山里捕来的，不是真的蕲蛇。那么真正蕲蛇的样子又是怎么样的呢？他请教一位捕蛇的人。那人告诉他，蕲蛇牙尖有剧毒。人被咬伤，要立即截肢，否则就中毒死亡。在治疗上述诸病有特效，因之非常贵重。州官逼着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去捉，以便向皇帝进贡。蕲州那么大，其实只有城北龙峰山上才有真正的蕲蛇。李时珍追根究底，要亲眼观察蕲蛇，于是请捕蛇人带他上了龙峰山上。那里有个狻猊洞，洞周围怪石嶙峋，灌木丛生。缠绕在灌木上的石南藤，举目皆是。蕲蛇喜欢吃石南藤的花叶，所以生活在这一带。李时珍置危险于度外，到处寻找。在捕蛇人的帮助下，终于亲眼看见了蕲蛇，并看到了捕蛇、制蛇的全过程。由于这样深入实际调查过，后来他在《本草纲目》写到白花蛇时，就得心应手，说得简明准确。说蕲蛇的形态是：“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胁有二十四个方胜文，腹有念珠斑，口有四长牙，尾上有一佛指甲，长一二分，肠形如连珠”；说蕲蛇的捕捉和制作过程是：“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人以此寻获。先撒沙土一把，则蟠而不动，以叉取之。用绳悬起，刀破腹以去肠物，则反尾洗涤其腹，盖护创尔，乃以竹支定，屈曲盘起，扎缚炕干。”同时，也搞清了蕲蛇与外地白花蛇的不同地方：“出蕲地者，虽干枯而眼光不陷，他处者则否矣。”这样清楚地叙述蕲蛇各种情况，当然是得力于实地调查的细致。李时珍了解药物，并不满足于走马看花式的调查，而是一一采视，对着实物进行比较核对。这样弄清了不少似是而非、含混不清的药物。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一一采视，颇得其真”，“罗列诸品，反复谛视”。

当时，太和山五龙宫产的“榔梅”，被道士们说成是吃了“可以长生不老的仙果”。他们每年采摘回来，进贡皇帝。官府严禁其他人采摘。李时珍不信道士们的鬼话，要亲自采来试试，看看它究竟有什么攻效。于是，他不顾道士们的反对，竟冒险采了一个。经研究，发现它的功效跟普通的桃子、杏子一样，能生津止渴而已，是一种变了形的榆树的果实，并没有什么特殊攻效。鲮鲤，即今天说的穿山甲，是过去比较常用的中药。陶弘景说它能水陆两栖，白天爬上岩来，张开鳞甲，装出死了的样子，引诱蚂蚁进入甲内，再闭上鳞甲，潜入水中，然后开甲让蚂蚁浮出，再吞食。为了了解陶弘景的说法是否对头，李时珍亲自上山去观察。并在樵夫、猎人的帮助下，捉到了一只穿山甲。从它的胃里剖出了一升左右的蚂蚁，证实穿山甲动物食蚁这点，陶弘景是说对了。不过，从观察中，他发现穿山甲食蚁时，是搔开蚁穴，进行舐食，而不是诱蚁入甲，下水吞食，李时珍肯定了陶弘景对的一面，纠正了其错误之处。

就这样，李时珍经过长期的实地调查，搞清了药物的许多疑难问题，于万历戊寅年（公元1578年）完成了《本草纲目》编写工作。全书约有200万字，52卷，载药1892种，新增药物374种，载方10000多个，附图1000多幅，成了我国药物学的空前巨著。其中纠正前人错误甚多，在动植物分类学等许多方面有突出成就，并对其他有关的学科（生物学、化学、矿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等等）也做出贡献。达尔文称赞它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二、李时珍的太医院生涯

1551—1556年这段时间内，封建皇帝征如医官，下令各地选拔医技精湛的人到太医院就职，于是在武昌楚王府的李时珍，也被推荐到了北京。

关于李时珍这一段在太医院工作的经历，史学界有诸多争论，有人认为李时珍曾出任太医院院判(正六品)，但也有人认为他只是担当御医(正八品)。无论其职位高低，李时珍被荐于朝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太医院的工作经历，有可能给他的一生带来了重大影响，为他创造《本草纲目》埋下很好的伏笔。

这期间，李时珍非常积极地从事药物研究工作，经常出入于太医院的药房及御药库，认真仔细地比较、鉴别全国各地的药村，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同时他还有机会饱览了王府和皇家珍藏的丰富典籍，与此同时他也可能从宫廷中获得了当时有关民间的大量本草相关信息，并看到了许多平时难以见到的药物标本，使他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领域。谈到这一点，就必须联系到明代宫修的另一部著名本草书籍——《本草品汇精要》。

2002年，中国文化研究会全文影印出版了《本草品汇精要》，该书是明孝宗于弘治16年（1503）8月下诏太医院编修的一部国家药典。在司设监太监刘文泰的组织下，一个设有总督、提调、总裁、副总裁、篡修、验药等9种职位的修撰班子组成，包括誊录、绘画人员在内共49人。在经历一年半修订后，药典编纂完成。编撰者按照宋人唐慎微的《证类本草》旧例顺序，把入药之物分为玉石、草、木、果等10部，每部分为上、中、下三品编写，全书共收药物1815种，正文用朱墨两色分写。正文之前绘有精美的彩色写生图达1358幅之多，是中国第一部大型彩绘图书。同时编撰者还舍弃了当时已比较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而由14位工匠分色缮写文字，8位宫廷画师负责绘图。全书完成后，由明孝宗亲自撰写序言，并仿照《永乐大典》格式装帧成36册，装入楠木盒中保存，是为明代宫廷的正统抄本。

但是，此书完稿后仅两个月，明孝宗却意外“驾崩”，其死因成为天大疑案。而原书编纂人员中的49人中有12人涉嫌谋害孝宗皇帝，遭到查办，于是这部明代药典《本草品汇精要》一直封藏在宫中内库里。后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于1877年藏入罗马国家图书馆。

李时珍是在距此事约50年左右进入太医院任职的，他不可能前朝旧事一无所知。而此时孝宗后继位的明武宗已逝，明世宗也已出任皇帝30余年，对故去的疑案未必再加关心，所以封藏在宫中的《本草品汇精要》有可能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得以窥见，因此不能排除李时珍在太医院工作期间很幸运地看到了此书。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促使他意欲编著一部能超出此书的新本草专著，而在太医院的工作环境是不可能满足他的想法、实现愿望的，因为李时珍淡于功名荣禄，所以在太医院任职没有太长时间，就托病辞职归家了。

三、《本草纲目》的重大贡献

在李时珍任职太医院前后的一段时期，经长时间准备之后，李时珍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建元，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牛首山、摄山、茅山、太和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1578年）写成。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面对浩瀚的本草宝库，如何驾驭、操纵它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李时珍最大的贡献之一。他不仅解决了药物的方式、检索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以及可贵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包括校正、释名、集解、正误、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录、附方等项，从药物的历史、形态到功能、方剂等，叙述甚详。尤其是“发明”这项，主要是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以及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知识。

根据马元俊先生的研究，李时珍在植物学方面所创造的人为分类方法，是一种按照实用与形态等相似的植物，将其归之于各类，并按层次逐级分类的科方法。李时珍将一千多种植物，据其经济用途与体态、习性和内含物的不同，先把大同类物质向上归为五部（即草、目、菜、果、谷为纲），部下又分成30类（如草部9类、木部6类、菜、果部各7类、谷5类是为目），再向下分成若干种。他不仅提示了植物之间的亲缘关系，而且还统一了许多植物的命名方法。

总之，李时珍采用以纲挈目的方法，将《本草经》以下历代本草的各种药物资料，重新进行剖析整理，使近200万字的本草巨著体例严谨，层次分明，重点突出，内容详备，实乃“博而不繁，详面有要”。

虽然《本草纲目》是一部药物学专著，但它同时还记载了与临床关系十分密切的许多内容。原书第三、第四卷为“百病主治药”，记有113种病症的主治药物，其中第三卷外感和内伤杂病中，就包括有专门治疗伤寒热病、咳嗽、喘逆类的药物，第四卷则主要为五官、外科、妇、儿科诸病。原书中明确提出能治疗瘟疫的药物有：升麻、艾叶、腊雪、丹砂、阳起石、火药、大青、麻黄、威灵仙、葎草、大麻、大豆豉、葫、竹笋、梨、松、猪苓、竹、石燕、犀、桃蠹虫等20余种。

此外，《本草纲目》中收载各类附方11096首，涉及临床各科，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其中2900多首为旧方，其余皆为新方。治疗范围以常见病、多发病为主，所用剂型亦是丸散膏丹俱全，且许多方剂既具科学科，又有简便廉验之特点，极具实用性。如治疗咳嗽病的方剂，即在多种药物附方中出现，举例如下：

肺气喘急：马兜铃二两（去壳及膜），酥半两（入碗内拌匀，慢火炒干），甘草（炙）一两，为末。每服一钱，水一盏，煎六分，温呷或噙之。

哮喘痰嗽：鸭掌散：用银杏五个，麻黄二钱半，甘草（炙）二钱。水一钟半，煎八分，卧时服。又金陵一铺治哮喘，白果定喘汤，服之无不效者，其人以此起家。其方：用白果二十一个（炒黄），麻黄三钱，苏子二钱，款冬花、法制半夏、桑白皮（蜜炙）各二钱，杏仁（去皮尖）、黄芩（微炒）各一钱半，甘草一钱。水三钟，煎二钟，随时分作二服。不用姜。

肺热痰咳，胸膈塞满：用栝蒌仁、半夏（汤泡七次，焙研）各一两。姜汁打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姜汤下。

因此，《本草纲目》在临床治疗方面亦有伋高的参考价值。

四、《本草纲目》最著名的金陵版及其它版本流传

《本草纲目》脱稿于1578年，又经过反复三次修改后终于定稿。为了能尽快刊刻此书，李时珍不顾年高体弱，于1580及1590年两次前往太仓和南京，请当代文学家、曾任刑部尚书的王世贞作序，之后经金陵出版书商胡承龙应允刻印。从1590年(明万历十八年)起，至1593(明万历二十一年)止，前后历时四年才全部刻完。在原书即将出版之时，李时珍告别人世，没有能目睹自己心血的问世。三年后的1596年，《本草纲目》在南京全部出版，史称金陵版。目前该版本已成为世界珍宝，存世不多。根据日本著名医史文献学者真柳诚教授的研究，该书在世界各地收藏情况如下(括号内为目录中所列)：

1)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本（别42函 8号）

全帙本。为井口直树所献本。内阁文库所藏这一金陵本，于1992年由大阪Orient出版社影印出版。

2)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本（205-5)

全帙本。为田泽仲舒的旧藏书，后献于国立国会图书馆。

3)日本、东洋文库本（11-3-A-c-23）

虽是全帙本，但一部分是钞补内容，为岩崎久弥旧藏书。

4)日本、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狩野文库本（狩8?21595?36）

全帙本。中国学者狩野亨吉的旧藏书。

5)美国、国立国会图书馆本（G141.76/L61.4)[16]

全帙本。日本的旧藏书。

6)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本(0953/子21-1578)

全帙本，谓思补山房的旧藏书。

7)中国、上海图书馆本（善本480471-90）

全帙本。1993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影印出版。根据其藏书印可知，此书曾为解放前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藏书。更早的藏书印模糊不清，只知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之藏书印。

8)日本、京都府立植物园大森记念文库本（38番）

阙卷19～21和卷47～49等6卷。为植物学者白井光太郎的旧藏书。

9)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本（贵593）

现仅存卷19～28共10卷。江户本草学者小野兰山和幕末考证医学者伊泽兰轩的旧藏书。

10)日本、宫城县图书馆伊达文库本（30196伊?BR>现仅存卷36～38共3卷。经曲直濑养安院、奥田庆安、幕末的考证医学者弘前藩医涩江抽斋、伊达家等辗转所藏，传至于今。

除了上述著名的金陵版之外，《本草纲目》还有江西版、湖北版、杭州版、本立堂版等多种，先后在国内翻刻60余次，同时还有一些简编本出现。

《本草纲目》不仅为我国药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书出版后，很快就传到日本，以后又流传到欧美各国，先后被译成日、法、德、英、拉丁、俄、朝鲜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传遍五大洲。早在1951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上，李时珍即被列为古代世界名人；他的大理石雕象屹立在莫斯科大学的长廊上。不仅对中医药学具有极大贡献，而且对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也曾受益于《本草纲目》，称它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英国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写道：“16世纪中国有两大天然药物学著作，一是世纪初（1505年）的《本草品汇精要》，一是世纪末（1595年）的《本草纲目》，两者都非常伟大。”

李时珍行医，既珍视前人经验，又注重亲身实践，医术不断提高。很快他的名声即传遍蕲州。当时封藩在蕲州的第三个孙子富顺王朱厚焜，特请他到王府为自己的儿子诊病。此子爱吃灯花、生米、泥土，李时珍根据上述症状，诊其为虫病，于是用杀虫药物治好了这种怪病。

不久，封藩在武昌的楚王，又把李时珍请去当侍医。一天，楚王的儿子突然昏厥不省人事，李时珍根据中医理论辨证后，大胆施用傕吐、攻下类药物，从死亡边缘救回了世子的性命。由此，李时珍被召聘为楚王府“奉祠正”(掌祭祀礼节的官署)，并兼管王府的“良医所”，期间曾治愈许多疾病，楚王欲重金酬谢，但都被李时珍拒绝。由此可见，李时珍是一位不重权贵、不务名利、只求为病人解除痛苦的一位医德高尚的医生。

五、纪念李时珍

李时珍于1593年逝世，享年75岁。李时珍逝世后遗体被安葬在蕲州城东。到今天为止，蕲州一带的中医每年清明都要到墓地朝拜，许多人常把坟头的青草带回家以消灾灭病。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这位举世闻名的科学家，1954年，将其坟墓列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蕲春县人民政府对墓地进行了修缮，碑前青石上刻有著名人物画家蒋兆和所画的李时珍像，墓前另立石碑，上刻原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题词。1978年，湖北省文化局重修李时珍墓，并初具陵园规模。1980年，在陵园内正式成立了国家文物保护机构——李时珍纪念馆，并于1982年再次被指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纪念馆内保存有与李时珍相关的大量资料及著作，是全国闻名的机构。

李时珍一生著述颇丰，除代表作《本草纲目》外，还著有《奇经八脉考》、《濒湖脉学》、《五脏图论》等十种著作。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将永远被世界人民所怀念。

电影:

故事片（黑白）。上海电影制片厂1956年摄制。

湖北蕲州人氏李月池、李时珍父子系明朝名医，名扬遐迩。李时珍因直面评点包乡绅《本草书》之谬误，而结怨乡绅。楚王子患怪疾遍访四方名医均未奏效，经李时珍诊治而愈。李时珍不要功名利禄，但求重修《本草》，被安置于太医院内，但修书奏章却被皇上驳回。于是，他便辞职返归故里，依旧修书不辍。其间，虽遭包乡绅讥讽与刁难，却获百姓支持。为考察药物，李时珍带徒弟庞宪，踏遍千山万壑，详征博采。后又遇魏郎中，三人同心同德，备尝艰辛，详细记述各类药草。一次，所录笔记被恶道士抢去付之一炬，老魏为抢救笔记跌死于山崖。李时珍受此挫折，未曾气馁，继续修书。后故友田恒帮助他刻印《本草纲目》。李时珍呕心沥血三十寒暑，年已老迈，方成此书。此时，包乡绅欲包揽刻印，为李时珍坚拒。田恒为刻此书，却被问罪入狱。《本草纲目》洋洋五十二大卷，至李时珍离世后，始得以流传民间。编剧：张慧剑导演：沈浮摄影：罗从周美术：胡倬云作曲：寄明扮演者剧中人扮演者剧中人赵丹李时珍舒适李月池仲星火田恒顾也鲁沈茂钱千里魏郎中韩涛包乡绅舒绣文时珍妻康泰庞宪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字式如、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乡人，晚号贞松老人、松翁。祖籍浙江省上虞县永丰乡，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

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

对中国科学、文化、学术颇有贡献，参与开拓中国的现代农学、保存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与传播、整理敦煌文卷、开展汉晋木简的考究、倡导古明器研究。

他一生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

基本介绍中文名：罗振玉别名：式如、叔蕴、叔言出生地：江苏淮安出生日期：1866年8月8日逝世日期：1940年5月14日职业：农学家、教育家、考古学家等毕业院校：淮安私塾（今属江苏）主要成就：“甲骨四堂”之一代表作品：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殷墟书契、三代吉金文存、高昌壁画精华官职：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监督生平经历,评价,著作,成就,甲骨研究,敦煌学术,鉴藏大家,轶事,与王国维,溥仪记载,生平经历罗振玉（1866年一1940年），祖籍浙江上虞，出生于江苏淮安，字叔言、叔蕴，号雪堂，晚年更号贞松老人。清末奉召入京，任学部二等咨议官，后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革命后逃亡日本，后曾参预制造伪满洲国活动。书法善篆、隶、楷、行，是创以甲骨文入书者之一。所作小行楷题跋精严工稳。曾蒐集和整理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编著有《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等。罗振玉5岁入私塾，跟随乾嘉朴学的传人李岷山读书，15岁学作诗词，16岁中秀才。自幼对经史、训诂潜心学习，留意金石名物，尤倾心于经史考据之学，研究经史文字。20岁起专力研读古碑帖，写成《读碑小传》，由此开始著书立说。 1890年，罗振玉在乡间教私塾。甲午战争之后，他深受震动，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才能增强国力，于是潜心研究农业，与蒋伯斧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学农社”，并设“农报馆”，创《农学报》，专译日本农书。自此与日本人交往渐多。1898年又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教授日文，与梁启超齐名的大学问家王国维便是东文学社诸生中的佼佼者。 1900年秋，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并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被两广总督岑春煊聘为教育顾问。翌年，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任监督。1906年调北京，在清***任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罗振玉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眷逃亡日本京都。期间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及《菁华》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及《流沙坠简考释》。 1919年春回国，在天津举办京旗赈灾事务。 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 1924年，应清废帝所召，入值南书房。同年11月，清室小朝廷被冯玉祥驱逐出皇宫，他与陈宝琛将溥仪偷送到日本使馆。 1925年，使馆庇护下在1925年2月23日深夜，在日，陪同溥仪秘密迁至天津日本租界地张园，后因功被委为顾问。 1928年末，迁居旅顺。大云书库。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30余万册。 1932年3月，参加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典礼，并代溥仪向外宾致答词。伪政权任命他为参议府参议，后改为临时赈务督办。翌年6月，任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 1934年伪满洲国改行帝制，被邀为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受到“叙勋一位”的封赏。 1936年任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翌年3月，罗振玉返回旅顺寓所，继续整理刊行所藏古文物史料。他曾蒐集和整理过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资料，均有专集刊行，流传较广者有《殷墟书契》和《三代吉金文存》等。罗振玉罗振玉以他的博学，先后培养了容庚、商承祚、柯昌济、关百益、孙宝田及他的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使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学有建树的专家。另外他对校勘学、目录学、姓氏学、宗教学、也多有建树并著述留传后世。其一生著作130多种，刊印书籍500种以上。罗振玉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始终效忠清室。九一八事变后追随溥仪，出任满洲国参议府参议、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受当时人批判为“汉奸”。 1940年5月14日，在旅顺逝世，终年74岁。评价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中写道：“在中国文化史上实际做了一番整理功夫的要算以清代遗臣自任的罗振玉，特别是前两年跳水死了的王国维……欲清算中国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出发点了。”郭沫若对罗振玉的评价，准确地概括了罗振玉国学研究的成就及其贡献。著作书法展示书法展示学术全集：《南宗衣钵跋尾》《南宗衣钵跋尾卷二》《甲云窗漫稿》《雪堂金石文字跋尾序》《雪堂金石文字跋尾》《雪堂书画跋尾》《松翁近稿》《面城精舍杂文甲乙合编》《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上》《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下》《丙寅稿》《辽居稿》《辽居乙稿》《松翁未焚稿》《车尘稿》《丁戊稿》《后丁戍稿》《贞松老人外集》《贞松老人外集（卷三）》《辽海吟》《辽海续吟》《集殷虚文字楹贴》作品《集殷虚文字楹贴汇编》《扶桑两月记》《五十日梦痕录》《集蓼编》《存拙斋》《上虞罗氏枝分谱》《殷商贞卜文字考》《读碑小笺1》《读碑小笺2》《眼学偶得》《石交录四卷》《俗说一卷》《俑庐日札》《石交录（卷三、四）》书法编著：《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华》《殷墟书契》《殷墟书契菁华》《三代吉金文存》成就甲骨研究罗振玉是最早在甲骨学研究方面取得主要进展的学者。罗振玉他从1906年起收集甲骨，总数近2万片，是早期收藏最多的藏家。除鼓励刘鹗编集《铁云藏龟》外，还亲自访求，判明甲骨的真实出土地——小屯。在甲骨文研究者中，罗振玉占有重要地位，为“甲骨四堂”之一，是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对甲骨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1、他蒐集、保存、印行了大批原始资料。著有《五十日梦痕录》《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铁云藏龟之余》（1915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1933年又编著《殷虚书契续编》。同时他还编有《殷虚古器物图录》（1916年）及《附说》各一卷。 2、他率先正确地判定了甲骨刻辞的性质及出土处之地望。他指出卜辞属于殷商时代，是王室遗物；断定它作为文字学资料能代表中国文字的来源，作为史料，它比正史更可靠。同时他还指出甲骨出土地小屯即殷虚遗址，也就是殷朝国都。这对后来的甲骨学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甲骨自受到收藏家及学者的注意后，古董商为了谋取高利，隐瞒了真实的出土地。罗振玉一开始研究甲骨就致力于调查其真实出土地，并且考订出这些甲骨出土于商代晚期都城，属于殷室王朝遗物。甲骨出土地和性质的考订，直接导致后来安阳殷虚的发掘。罗振玉派人去小屯，不仅收集甲骨，还收集了一批不为古董商重视的出土物，他以“古卜用龟，辅以兽骨”的文献记载为出发，认为在蒐集甲骨时必须龟、骨“兼收并蓄”。在《洹洛访古游记》中，他记载了殷虚的地形，甲骨出土情况，考订其它出土物及绘简图，成为第一部实地考察安阳殷虚的著作，对整个甲骨研究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上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 3、他考释出大量的单字。他以甲骨文字本身的特点为主要依据，参照《说文解字》，并将甲骨文与金文、古文、籀文、篆***比较，以阐释文字的渊源与流变情况。他还利用字形或后世文献资料推求字的本义及其通假关系。先后于1910年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释出单字近三百个，于1915年在《殷虚书契考释》中释出单字近五百个，其中多得到学界认可。1916年，他还将未识别的卜辞中的千余字编成《殷虚书契待问编》，供大家探讨。 4、他首创了对卜辞进行分类研究的方法。《殷虚书契考释》一书将卜辞分为卜祭、卜告、卜出入、卜田渔、卜征伐、卜禾、卜风雨等8类，为后世的甲骨分类研究开创了先例。 5、与王国维一起，确证了甲骨文中的合书的现象。在金文研究方面，他也蒐集了大量的资料。著有《殷文存》（二卷，1917年）、《秦金石刻辞》（三卷，1914）、《贞松堂集古遗文》（16卷，《补遗》3卷，《续编》3卷，1931～35年），收录以前诸家着录中未见之器铭2427件。《三代吉金文存》（20卷，1937年），收录当时见到的已着录和未着录的4831件青铜器铭。集一时铜器铭文原始资料之大成，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还提出通释古金文的构想，提出综合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金文在文字学上的价值。他研究石鼓文，著有《石鼓文考释》（7卷，1916年）；他蒐集整理汉晋木简，著《流沙坠简》（合作，1914年）、《流沙坠简考证》（1934年）等书。此外，他还著有《干禄字书笺证》《俗说》《集蓼编》等多部著作。他的工作内容丰富，甄别谨严，成绩浩瀚，方法崭新，“为我们提供出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郭沫若语）。罗振玉文字图册敦煌学术敦煌学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历程。100年中，无数学者为这门显学奉献了毕生精力。而随着南博31件敦煌文献的发现，金石大家罗振玉对敦煌学的贡献变得更加清晰——敦煌学的奠基人就是罗振玉。继河南安阳殷虚被辨认后，西北边陲敦煌石窟又有数万件隋唐以后经卷写本、石刻等珍贵文物的发现。外国人明火执杖掠夺，清廷却毫无觉察。罗振玉竭立使其免遭流失国外，但留在国内的却也未逃厄运，道貌岸然的官僚伸出贪婪的黑手，彼此勾结私吞国宝，贼喊捉贼，有些更把运车截拦，窃取其中精华，还把盗窃之余的长卷破坏截割。罗振玉是中国境内研究敦煌文书的先导者，他以浓厚的国学功底开研究之先，1914年和王国维开创和倡导简牍研究，共同开辟“国学”新领域的硕果。宣统元年，他到北京的伯希和处，看到伯希和所获敦煌写卷，并得知藏经洞仍有数千卷文书，乃力促学部电令甘督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京师。使这批宝藏于宣统二年秋，运抵北京，最后入藏于京师图书馆。对于流散的敦煌文也留心购存，所得文书及海外藏卷照片，大多收入《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石室遗书三种》、《贞松堂西陲秘籍丛残》、《敦煌石室碎金》、《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遗书》、《佚籍丛残初编》、《石室秘宝》等书中。还和王国维将斯坦因在敦煌、罗布泊等地发现的汉晋木简照片汇为《流沙坠简》，并做考释。撰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二卷、《补唐书张义潮传》、《瓜沙曹氏年表》等多种敦煌学论著，尤其注重对中国传统四部书写本的研究和整理。另有《殷虚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等，其著作及刊刻大多收入《罗雪堂先生全集》。罗振玉公寓鉴藏大家罗振玉是典型的鉴藏大家。他不但要自己收藏甲骨、铜器、简牍、明器、佚书等考古文物资料和字画，还要做足研究整理的工作。内藏《大云无想经》和碑碣墓志、金石拓本、法帖、书画等50余万册。据考证，仅甲骨片前后就收藏“二三万片”，其他如青铜器、古明器、碑拓等的收藏数量也相当可观。罗振玉善识文物，喜研文史。从殷墟甲骨、汉晋木简、墓志铭文，到宫中所藏历代图书、历史档案，乃至珍宝、钱币等，他都有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许多学术价值颇高的专著。罗振玉41岁入学部，因公务简，又不肯奔走钻营，有很多时间搜求文物，钻研学问。“每涉足厂肆，尽廉俸所入，搜求古物书画，虽资力有限，不敢和洋商巨贾相竞争，但破铜烂铁，在所不遗，往往批沙得宝，又人弃我取。”罗振玉获得了很多两汉六朝、唐宋等朝的珍贵文物，为其考古研究积累了实物材料。罗振玉为保存和流传敦煌石室遗书做出过切实的努力。敦煌石室遗书是我国光绪年间新发现的一处千年宝藏。所谓“石室”指甘肃省敦煌的莫高窟（俗称千佛洞）。窟内藏有丰富的经书、绣像等，是中华文化艺术的瑰宝，却遭到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攫取。为了保存这些中华文化的“劫余”，罗振玉奔走呼告，筹措资金，并决心捐出个人全部俸禄，购买余下卷轴，后又主倡集资影印敦煌遗书，这在他的《鸣沙石室佚书序》中有所叙述。他为保存内阁大库史料及明文渊阁藏书也作出了贡献。大库是清代内阁库藏档案、书籍的处所，库分东西，东库贮存《实录》、《圣训》、《起居录》等，由本阁满本房掌管。西库书籍多为明文渊阁藏书之孓遗，档案则是清列朝内外臣工的题本、奏本、历科殿试的大卷等。这些都是中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罗振玉在写作由于时局动荡，所藏大多被盗，散失在外。罗振玉得知这种情形后，主动承担起书籍的保存、整理、归类的工作。他曾直接或间接苦口劝说文襄和荣延，保存、整理库档。文襄虽表赞同，但以奏准销毁为虑，行推诿之实。罗振玉复与会稽司长进行了商议，将库档移往国子监，又同国子监丞徐梧生交涉，几起冲突，后经人出面调解，才获准。经过一番周折，这批史料总算保存下来了。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有关部门对这批史料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有些还险些遭到被改为还魂纸的厄运降临。罗振玉闻知，急忙以高出原售价三倍的价格买回，保存起来。1919年春，罗振玉携家人从日本归国，定居天津。他先是在天津租下了3栋小楼，专门用于藏置书籍、文物，另外还单独租借了20多间房屋用以安置家人亲属。一年后，罗氏在天津建成了自家宅院，其中数间专门用来库藏大量的史料、档案，文墨古玩于是也就有了新居所。罗振玉嗜古如命，在保藏文物、古籍上有着笃之弥深的热情。尤其是对清帝的书画非常珍视，他将清帝御赐的“寒岁”匾额，特复制一件悬挂在天津寓所的客厅中间，而把原件装裱珍藏起来。在天津日租界大罗天戏院内有许多古董铺，罗振玉每碰到清帝书画，无论如何一定买回珍藏，一次还“偶得”溥仪赐给其师傅陈宝琛的一副对联。在天津期间，罗振玉与另一位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王国维之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非常多。罗振玉对王国维除给予经济上的资助外，并提供大量的研究材料，指示研究途径，对其政治、学术等观点产生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日后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其文化底蕴中有一部分是在天津的罗家积淀起来的。罗振玉收藏的书画、青铜器、古籍、简牍、明器、清宫档案等，称山海之富。藏品曾编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吴门四君子法书》、《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高昌壁画精华》等。抢救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及文渊阁藏书，贡献巨大。1922年购原历史博物馆卖出旧书9 000袋15万斤大内文书，建“库书楼”以藏。私人藏书丰富，先后收藏了广东孔广陶藏书，在日本期间，亦购买古籍众多。收藏有《永乐大典》残本数册。因收藏南北朝的写本《大云无想经》，遂将其藏书楼名为“大云书库”，另有藏书处曰“唐风楼”、“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玉简斋”、“楚雨楼”、“殷礼在斯堂”、“面城精舍”等。书目有《大云书库目录》2册；《罗氏藏书目录》，着录3 584部图书，3万余册，由王国维撰定。《唐风楼书目》1册，着录藏书1 094种，11 836册。东北解放后，罗继祖兄弟禀承祖母之命，全部捐给国家，总计9万册，存旅大图书馆；一部分归辽宁省图书馆，约有1万余册。刊刻古籍600余种，丛书有近20种。编《贞松堂历代名人法书》等。轶事与王国维在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王国维与罗振玉是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研究罗振玉，就不能不提王国维，也不能不研究他们两人的经历与交往。他们在文学、经史、文字、训诂、音韵、考据、目录、版本等传统学术的诸多领域，研究博大精深，著述百种之多，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对于他们的学术成就，人们并不陌生，也毫无异议。但他们的经历与交往，却始终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众说纷纭，许多事情至今仍是一个讲不清的谜。罗振玉和王国维他们是浙江同乡，有着江南人的毓秀灵透。他们自幼接受的完全是旧式教育，国学基础非常扎实，二人都是在十五岁时考中秀才。戊戌之后，受新思潮的影响，他们转而力倡新学。罗振玉办《农学报》和《教育世界》，开办农务学堂和新式教育。王国维则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的哲学与美学，并写成著名的中西合璧的文学批评文章《红楼梦评论》。但辛亥之后，二人潜心于国学研究，在甲骨学、敦煌学上成就大著，由此奠定了他们国学大师的地位。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倾向和学术兴趣，经历了一个从旧到新，又由新转旧的过程。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些转变呢？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是人们品评的焦点。清亡前，他们同在学部任职。辛亥后，王国维受溥仪小朝廷之诏，供职南书房，并重新蓄起发辫，以清朝遗老自居。罗振玉则鞍前马后追随溥仪，为复辟效力，后甚至投靠日本。他们在政治上的趋于保守，以及罗振玉的走向反动，这自是历史事实，无须回避，只是这些无从动摇他们在学术上的至高地位，只是更具体地说明了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复杂性。自1898年二人相识于上海，至1926年绝交，二人的交往历时近三十年。罗振玉世事洞明，机智练达。他善于经营理财，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是一个很有能量的社会活动家。王国维性格忧郁悲观，埋首学术，不问功利，是典型的学者气质，人称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正是这种性格和地位的反差，人们对王罗二人的关系，颇有不平。有人讲罗振玉廉价使用王国维的脑力劳动；有人讲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剽窃了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有人讲王国维投水自尽乃罗振玉所逼……那么，真实或接近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罗振玉社会活动多，经历也更复杂些，加之他后来的逆历史潮流之举，人们对他所做的一些文化事，也颇有微词。有人讲他贩卖假字画假古董骗人；有人讲他印古书为赚钱，等等。的确，罗振玉是一个嗜古如命的人。他多阅古物，见识过人，财力雄厚，而且生逢其时。从殷墟甲骨到敦煌文书，从汉晋木简到齐鲁封泥，他赶上了文物大发现的时代。他倾尽家资，收藏古物，潜心研究，成为名副其实的古器物学家。罗振玉印古书可能确实赚了一些钱，但整理古籍，传承了文化，这是极大的功劳，再者赚钱也是无可厚非的事。罗振玉终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1908年在学部任职期间，他费尽周折，阻止焚毁内阁大库旧档，保存下来八千麻袋的藏书、奏折、公文等重要的历史文献。1909年，当他从伯希和口中得知，敦煌藏经洞中还有八千件写经卷轴时，力劝京师大学堂买下这些国宝，使几经帝国主义分子劫掠的残存的敦煌文书，留存在国内。他对文化的珍爱，为保护国宝所做出的贡献，难道不值得人们感怀吗？ 1927年6月2日上午11时，王国维在颐和园投湖自尽。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颐和园。他的死，又给后人留下一个谜。他在遗书中写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人们对其死因的猜测，大致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为清朝殉节，尽遗臣之忠；一是与罗振玉的绝交，于心至寒；一是惧怕北伐军攻入北京，身遭辱杀。这些莫衷一是的猜测，至今无任何定论。此时的王国维，年整五十，正值学术的旺期。如果说，民国初年这样变乱的时代，不值得大师留恋，这是时代负于大师的。但这样一位国学大师，他的思想和学术已经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这个国家和民族。他断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是中国学术的巨大损失，怎不令人扼腕叹息！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他负于时代和人民的。但历史原本就是如此。而历史的真相，总是被纷繁复杂的人为或非人为的因素遮蔽著，让我们这些后人雾里看花。溥仪记载罗振玉在古玩、字画、金石、甲骨方面的骗钱行径，是由来已久的。他出身于浙江上虞县一个旧式书商之家，成年后在江西一个丘姓巨绅家教书。这位巨绅是个藏书家。罗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东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东家的无知，一方面装作十分哀痛的样子，拒绝接受这一年的束脩，要用以充做奠仪，另方面表示，愿留下东家的几件旧书和字画，作为纪念。女东家认为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请他自己到藏书楼任意挑选。于是这位书贾世子就精选出几筐“纪念品”，内有百余卷唐人写经，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画，满载而归。在这个基础上，他由刻三字经、百家姓的书铺变成了古玩字画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画的鉴赏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后来更通过售卖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关系。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书商关系结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许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国古文物学术的权威，常拿字画请他鉴定。他便刻了一些“罗振玉鉴定”、“罗振玉审定”的图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画请他盖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后再拿去骗人。后来他竟发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无名字画上，另加上“罗振玉鉴定”章，然后高价出卖。他时常借口忙，把人家拿来请他鉴定的珍贵铜器，拖压下来，尽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卖。他的墨缘堂出售的宋版书，据说有一些就是用故宫的殿版《图书集成》里的扉页纸伪造的。殿版纸是成化纸或罗纹纸，极像宋版书用纸。据说内务府把那批殿版书交罗振玉代卖时，他把那一万多卷书的空白扉页全弄了下来，用仿宋体的刻版印了“宋版”书。我当时对这事是根本不知道的。有人说，罗振玉人品固然不佳，才学还好。据我看，他的才学究竟有多少，也很值得怀疑。在伪满时有一次他拿来一批汉玉请我观赏。我对汉玉说不上有什么研究，只是因为十分爱好，收藏了不少，所谓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当然，所谓汉玉，并不是非汉朝的不可，这只不过是对古玉的惯称。我看过罗振玉拿来的汉玉，不禁对他的“才学”暗吃一惊，因为全部都是假货。罗振玉罗振玉并不经常到宫里来，他的姻亲王国维能替他“当值”，经常告诉他当他不在的时候，宫里发生的许多事情。王国维对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这位老实人总觉得欠罗振玉的情，而罗振玉也自恃这一点，对王国维颇能指挥如意。我后来才知道，罗振玉的学者名气，多少也和他们这种特殊瓜葛有关。王国维求学时代十分清苦，受过罗振玉的帮助，王国维后来在日本的几年研究生活，是靠著和罗振玉在一起过的。王国维为了报答他这份恩情，最初的几部著作，就以罗振玉的名字付梓问世。罗振玉后来在日本出版、轰动一时的《殷墟书契》，其实也是窃据了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罗、王二家后来做了亲家，按说王国维的债务更可以不提了，其实不然，罗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过的代价，而且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国维处处都要听他的吩咐。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